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农村土地上，不断增多的是一群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临近春节，农民工大军集体“回巢”，但短暂的相聚并不能有效治愈留守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带来的创伤，除了亲情，孩子们还需要积极心理学的介入。

　　??编者

　　焦虑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

　　“全国有上千万留守儿童，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忧虑，最突出的是焦虑感。”日前，在由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主办的“农村中小学心理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党委书记乔志宏列举了一组数据，据研究显示，全国15%~20%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留守儿童的情况更为严重和特殊，这一群体的焦虑感、抑郁感、孤独感、自责感均处于比非留守儿童更高的水平，其攻击行为、违纪行为、品行问题也更为多发。“60%的留守儿童都有焦虑体验，非留守儿童只有25%，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大。”

　　乔志宏指出，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攻击行为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的攻击行为；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更多地出现放任自流、不服管教、违反学校纪律如通宵不归、赌博等行为，出现更多的品性问题。

　　做过多年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副教授蒋建荣发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小学阶段，“这个年龄阶段的问题没有解决，顺延会带到大学。”

　　对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施建农表示，6到16岁是人生心理发展、人格形成最关键的时期，各种习惯和行为模式在这个阶段奠定基础，而当前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数以亿计，“培养他们形成健全人格，不仅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专业关注”缺失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高文柱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小学走访中发现，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封闭，不敢与人沟通。“但即使认识到这一问题，很多学校也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中小学基本没有心理教师，就算有，也是政治、体育等副科老师兼任。”

　　在与会嘉宾看来，专业的心理介入，能较早地有针对性地矫正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

　　蒋建荣讲述了一个咨询案例，一个曾经是留守儿童的大学生，谈及自己的梦想时说，毕业后想出国读博士，然后发明一种细菌，将人类消灭。“后来经过深入沟通，他才道出原因，他说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接，他没有，因此产生怨恨心理。所以我们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尽早面对面地深入沟通，多问一些为什么，可能能更好地引导这些孩子的未来发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研究员张兴利举了一个案例，有的孩子经常打架，就被贴上行为障碍的“标签”，“实际上经过分析，他可能就是要引起注意，寻求同伴的接纳，也可能是自暴自弃，表示优越感等等。”

　　张兴利说，心理学上有一个“预言的自我实现”，如果给他贴上一个标签，比如行为障碍，他就会更容易作出这样的行为。相反，则能有效抑制相关行为。

　　积极心理学在留守儿童身上的应用

　　蒋建荣曾经对一个初一的班级进行调研，这个班的老师告诉他，班里有7个多动症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上课坐不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铅超标，就被认定为多动症。”后来，蒋建荣给孩子们上了两个半小时的职业生涯课，上课开始不久，就任命其中一个“多动症”学生为纪律委员。“这个学生课堂表现非常好，下课后竟然哭了，他说，以前老师经常批评他不守纪律，那天他感到了信任。”

　　“应加强积极心理学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更多地将信任、乐观、希望、幸福感这些正念传递给孩子，对他们进行启发引导。”蒋建荣说。

　　乔建宏表示，在留守儿童身上实施积极心理学，更要强调留守儿童的可塑性、潜力和心理弹性，教会他们直面自己的人生；帮助留守儿童的家长学会正确、高效地和孩子沟通交流；激发社会上更多的力量来关爱和帮助他们，通过社会、社区、学校等公共机构和志愿者的加入，全方位多角度地构成留守儿童的支持网络。

　　“当我们给别人做心理健康教育的时候，作为教育者，我们的心理健康是首要的。如果我们内在有垃圾，带去的一定是‘污染’。”蒋建荣建议，在对留守儿童实施积极心理学干预的时候，首先要开发老师的爱与责任的能力、信任与共赢的能力、选择与担当的能力、感恩与欣赏的能力、尊重与理解的能力以及梦想与行动的能力，“老师强了，少年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