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自杀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这张深红色的会议桌前，面巾纸总是消耗得太快。

　　多年以来，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总有一些人来到这里聚会。人们各自从包里倒出水果零食，跟桌上的塑料插花和纸巾盒摆在一起，开始聊天。

　　纸巾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经常有人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这种聊天通常始于陌生人之间的自我介绍，最后止于亲人般的相互安慰。

　　深红色的会议桌见证了太多隐忍的或放肆的眼泪。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的活动日，小组由自己或亲友有过自杀行为的成员组成。

　　小组负责人郎俊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是全国唯一一家类似性质的小组，成员已经累计达到200多人。

　　作为人类社会隐秘的伤口，自杀已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出版的《预防自杀：全球要务》报告，每年全球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自杀已经成为15～29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二死因。有迹象表明，一例成年人自杀死亡的同时，还有超过20个成年人自杀未遂。

　　2002年，加拿大人费立鹏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主持创办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此后又设立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个自一家地区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构，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很快成为观察中国自杀现象的一扇窗口。

　　同病相怜的力量

　　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做了8年接线员，王景娜几乎已经可以遇事波澜不惊了。

　　她每天都要听到各个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哭声。抽泣、呜咽、哀嚎，间或伴随着深深浅浅的叹息。通话对象可能正站在高楼上、攥着安眠药或者水果刀，随时准备放弃生命。

　　王景娜的职责就是陪他们聊天。不止北京，她要倾听来自全国各地最隐秘、最低徊的秘密和伤痛，然后用自己的声音把他们轻柔地包裹起来，拉出死亡的谷底。

　　她相信自杀干预是有用的。在她印象里，每一个来电者自杀前都曾有过犹豫。“绝望中的他们哪怕只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就不会轻易放弃生的本能”。

　　每天接听电话，王景娜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如果不看记录，前一天的案例她就会遗忘大部分细节，只能零星记起一些片段。

　　在她杂乱的记忆里，一个生于离异家庭的女孩曾站在20层高楼的阳台上给她打电话，但只允许她说三句话，而三句话最后变成了一个多小时的拉锯。还有一个男孩，母亲和女友都跳楼自杀了，他并不想死，却总是有抑制不住爬到高处的冲动。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打来电话只是想“最后试一下”，他表示不会自己做饭，不想每天只吃冻饺子了。

　　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后来怎么样了？谁也无法确认。接线员们承认热线有其局限性。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王景娜极度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来电者的心境，但现在她更易于接受这种“不快乐”，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发泄期。她允许自己在大多时候，能做的只是陪伴和倾听。“我想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65岁的张淑霞(化名)曾是这部热线的倾诉者之一。她记得王景娜的声音，虽然对方已经记不清她了。

　　现在，她可以平静地讲述丈夫的离世、自己患上抑郁症以及多次自杀的人生经历，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在最严重的几年，她每晚都要抱着电话入睡，有时免费的座机打不通，就用手机打，每月电话费动辄几百元。“有时也会觉得自己老是占着电话线也挺自私的，但那个时候什么都顾不得了。”时间长了，她光凭声音就能辨认出对方是哪位接线员。

　　5年前，她认真地规划过自己的死亡。她甚至有两年无所顾忌地去旅行，走过9个国家，打算花光所有的积蓄，然后悄悄自杀。在马来西亚，她坐那种已经生锈的小飞机，贴着海面飞行，并没有买保险，暗暗希望自己就那样死去才好。

　　“那时是真心实意不想活了。天天想着怎么死。”她曾绝食10天，也摸过电门??把墙上的插座拆下，伸手摸进去，人当时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好一阵子失去知觉。

　　加入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是这段灰暗历史的拐点。小组的其他成员回忆起张淑霞刚刚加入小组时，“根本不怎么说话”，而现在，她几乎成为每次活动的主力。

　　小组活动，通常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每个月，回龙观医院的那张桌子旁边都要围坐五六个小组成员、1个主持人、三四个专家和志愿者，每期设定不同的主题，大多是相互分享自己应对不良情绪的经验和困惑，随后会有具备资质的从业人员对成员进行心理评估和总结分析。

　　“大家都经历过相似的伤痛，不需要过多解释就能彼此理解。”在张淑霞看来，“同病相怜”的陪伴和抚慰是小组带给她最大的治愈力量。

　　经过了五六年，张淑霞慢慢走出了悲伤的阴影，也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后来我再想到自杀的时候，就会想起亲友小组和热线，觉得自己要是死了，就太对不起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