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人的精神疾病，在农村也广泛存在，却一直没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近期，围绕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相关问题，半月谈记者深入北京、河南、黑龙江、江西、安徽、青海等地展开深入调研，探究农村居民“心病”的症结和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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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向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突然激起如此躁动的波澜？农村居民“心病”频发，问题到底出在哪？记者调查从经济、社会、精神与心理层面探究其中的缘由。

　　人口大流动：老传统不管用了

　　在中国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农民之间存在着某种“瓜葛”和联系，而且它还承载着农民个体和家庭的归属。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华认为，随着农村社会空间的开放、人员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渗透，农村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成为必然趋势，且速度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农村家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农民之间的交往愈发不再讲究兄弟关系、血亲情谊和乡亲面子，陌生人的处事原则渗透进农村社会，利益关系渐渐主导了农民的行为逻辑。

　　“按理说，现代人的规则意识和法律观念是不断增强的。”杨华说，但农村“自己人”的认同圈加速瓦解，使农民个体处在一个原子化的状态之中，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具有约束力，“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总感觉现在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农村老传统的东西都不管用了，不少人变得敏感、易怒，邻居间无意中说的话，就能诱发矛盾。”河南杞县十里岗村包村民警柳兰阁说。

　　“以前的村庄是完整的、闭合的，村庄文化是自治的，人们在其中生产和生活，他们的话语和思维模式是统一完整的，个体的行为受到很强的集团观念制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现在不一样了，外面的现代文化渗透到村庄里，在强大的文化压力面前，原有的共同价值受到了冲击，心理容易失衡。

　　在这种背景下，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很多留守妇女、儿童或老人缺少亲情关怀和温暖，生活单调，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家园，他们希望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满足心理需求。”河南省心理健康研究所副所长赵悦玲说，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衡。

　　开放社会与流动性的冲击还体现在横跨两头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舒曼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但不少人目前又处于一种“城市进不去、农村不想回”的状态，进而产生了自卑、孤独、压抑、被剥夺心理和不满情绪等。基层民警告诉记者，一些地方节假日比较容易出现治安案件和伤害事件，一方面与氛围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不少外出的年轻人过年过节回来了。观念的冲击、情绪的波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乡村社会的变化：新社区里互不相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认为，中青年人是农村文化和习俗的主要传承人，因为年轻人是最活跃的群体，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活力。他们离开了农村，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农村的社区、村庄文化和习俗传递缺乏活力和出现断层。包括一些很好的乡俗民约，没人去推动和执行。

　　专家表示，乡村的治理、矛盾调节、纠纷处理需要精英权威。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家族组织等约束力降低，而随着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乡村社会精英和权威衰减。“一些农村的家长里短事件，在缺乏相应权威调解之下，容易酿成惨剧。”贺雪峰说。

　　碎片化、陌生化和缺乏整体性，也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以前在自然单元里，由于人们要共同务农、共同生活，大家都构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互动的关系。城镇化后，每一个人基本都被分割在自己的小单元里。特别是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村庄，集中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原本就缺乏了解。”刘正奎说，现在我们的很多农村新社区缺乏关系网络。

　　青海省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燕庆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农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部分发展能力弱的人群对生活信心不足，陷入紧张、焦虑等不平衡状态中。而基层往往忽视他们的心理特点，对发展落后的人群如低保户、贫困户仅仅是简单地发放补助资金等等。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还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专家表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连接的纽带进一步减少，基层的“小官大贪”现象也加速了部分村民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遇到问题如何解决、找谁解决成了一些农村居民的最大纠结。这些都可能造成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风险。

　　农村与城市，甚至县城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期差异都可能导致部分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和无助感等。专家表示，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

　　救治现状：认为看心理医生不光彩

　　舒曼告诉记者，他曾到一个村调查，这个村里有两三户外姓，其中有一个外姓人一直觉得村里人对他不友好，会害他，他连村里的水都不敢喝。“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害妄想症，但在农村，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在农村，很多人有心理问题，但往往被当做是性格古怪、脾气不好等，其背后的心理问题就这样被掩盖了。”舒曼说，更糟的情况是，在农村，即使有人知道有心理问题也不会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不光彩、见不得人的事。

　　专家表示，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认知不足。心情不好，常人都有，但如果持续很长时间还是不能从中走出来就需要提高警惕。很多人由于知识缺乏，抓不住这个信号。二是讳疾忌医。很多人一听说精神上有问题，就会觉得自卑而回避，不愿意去医院看。第三，即便想去看了，没有相关服务。第四，服务的质量不高，看了没有效果，或者状况更差。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元冲村做了17年村医的黄以军告诉记者，农村居民看病主要是生理疾病，基本没遇到要做心理咨询的，村里人基本都不懂这个词，就是咨询我，我也不太会。

　　金寨县花坊店乡卫生院院长蔡文慧坦言，在乡镇卫生院做心理咨询根本没有专业人才。记者在安徽阜阳临泉县、安庆潜山县、亳州市谯城区调研发现，各地不说村卫生室，即便是乡镇卫生院，也基本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黄桂珍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中心小学唯一的兼职心理教育老师，每周要上14节课，其中12节文化课，2节心理教育课。2014年，黄桂珍获得机会到南昌参加江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培训班，今年她还想去，但没有轮上。她说，全县20余所学校，每年去参加心理教育培训的指标只有1个，只能各家学校轮流去。

　　黄桂珍的主要工作是五年级的数学课，心理教育只是她的兼职工作。黄桂珍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抽时间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里的状态，一旦放学回家自己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目前在不少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严重不足。

　　“心理健康问题虽然隐秘，但是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即使村民们不能觉察，家人也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引起家庭、社会的足够重视。”赵悦玲说。(半月谈记者 苏娅 陈尚营 郭强 王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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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好农村居民的“心病”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疏导和救治，把心理疾病纳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范畴，同时也要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

　　预防与治疗体系的系统建设

　　摸清基本情况和利用现有力量是第一步的。专家表示，我们可以委托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完成摸底建档；利用关工委“五老”队伍，有序组织“五老”中坚力量，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爱模式。

　　对其他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人员和家庭也要重点关注。“一些经常与人发生争执和冲突的人，一些在村里情绪低落，不爱说话的人，都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定期走访、疏导。”河南杞县葛岗镇派出所所长唐齐斌说。

　　专家表示，可以在农村中小学、普通高校和农业技校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在农业科技培训中增加心理健康讲座，通过农民子女、农村大学生、农业科技能手向农村居民辐射， 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同时要加强观念的引导，消除认识上的误区，让他们知道心理问题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感冒了发烧了就要看医生，有心理问题也一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表示，我们要把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去，病情严重者应纳入医保的报销体系中。

　　“其实农民更需要也更容易事前疏导，但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心理健康这一块真的很陌生，希望能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跟我们讲一讲，带着我们一起做一做。” 河南新乡县郝村妇女主任张成萍呼吁说，希望能够引入社会力量，在乡镇卫生院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咨询人员。

　　“在福建宁德是通过村医体系来做一些事情。”刘正奎说，我们开发了全科式医生工作站，把仪器微型化、便携化，既能够测量血压、心电、尿样，也能监测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等。测完之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整个数据全部上传，反馈到后方，然后我们就在宁德市人民医院成立一个诊断中心。经过诊断没有问题的，立马通过短信反馈给村医，如果有问题，就分到相应的科室，由专家进一步诊断。变坐诊为走诊，提供精确服务，这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有针对性的治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重建精神文化生活

　　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差距，解除农民生活生产的后顾之忧，也有助于减少乡村居民心理和精神压力。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华说，对社会不公的焦虑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是农村居民心理疾病的重要诱因。我们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实现教育公平，畅通农民向上流动渠道；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村委会副主任孙光说，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会加速村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要想让农民生活充实，就必须建设好乡村的精神文明。

　　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有助于填补农民的精神空虚， 以及由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引起的焦虑和失落。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李唯真研究发现，从文化领域开展合作进入成本较低，见效快，农村的文艺队和老人协会都能够以较小的成本使成员们获得极大的幸福感。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黑龙江省多级、多地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农村居民心理健康建设新思路。黑龙江省启动了文明示范村工程，结合产业、区位、文化习俗等特点，编制发展规划，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村屯设立了自己的节日，一部分农村还形成富有特色的湿地文化、民族文化、冰雪文化，充实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兴十四村，这个黑龙江西北部的小村庄投资1000万元建成了文化广场，广泛开展篝火晚会、广场舞、篮球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将文化广场打造成为没有围墙的文化中心。孙光说，有了这个文化中心，很多村民都愿意出来活动交流了，关系也比原来更加融洽了，大家不仅仅到这里来参加公共文化生活，这里也成了村民的一个公共议事空间。

　　刘正奎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把老人们都聚集在一起，找两个比较活跃的老人，比较热心的，会吹拉弹唱的，让他们组织一些简单的活动，哪怕在一起聊聊天，都会对舒缓大家的情绪，增进彼此的感情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社区里也需要组织一些活动，尤其是节日期间，让节日的气氛更加浓烈。对农村老人来说，欢度传统节日是对他们内心的一种安抚和满足。

　　采访中，多地基层工作者认为，让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起来，仅仅为农民设置好的文化娱乐设施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走近农民的心坎，走近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与他们真诚沟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经济生活进步的同时，精神文化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互助中相互守望

　　“解决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引导农民互助，推动不同农民群体的交互关系。” 杨华说，互助合作既是共同进步的基石，也是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人际友好交互关系。

　　在江西萍乡，有一群“大妈”通过志愿帮扶，让空巢老人不“空心”。割腕、吃安眠药、手指插进电源插座……“人绝望了，什么都能做得出来。”自从2007年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罗海均一下陷入了绝境，曾10次试图自杀。将他拉出深渊的不是曾经交杯换盏的“哥们儿”，而是一群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大妈”。

　　63岁的章世惠，从花园社区的工作岗位退休后，2009年成立了萍实志愿者协会，目前已有志愿者400多人。在她印象里，在正在帮扶的约10名严重残疾的空巢老人中，罗海均是“最难开导的老弟”。

　　“声音里都听得出绝望。”章世惠清晰记得4月初第一次接到罗海均电话的情形。中饭都来不及吃就去探望，虽然罗海均主动求助，却始终充满戒备。“必须相距半米以上，他显得很暴躁，连眼神都恶狠狠的。”

　　随后一个月，章世惠、李凤华、刘建军等几个老阿姨每天轮流到罗海均家，开导谈心、按摩双腿，有时还会带上几把青菜做一顿可口的午饭。日复一日，志愿者们的真心和关爱让罗海均变了个人似的。罗海均的妻子说：“老罗一年没笑过了，现在的变化可大了。”

　　关于部分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学者表示，基层政府部门要为留守妇女提供培训，帮助组建农村留守妇女互助小组，鼓励留守妇女通过彼此经历的方法，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排解心理压力，从小组中获得情感支持和帮助。

　　为了及时发现村民心理的薄弱点，兴十四村也创新村民自治，把村民分片划成十个小组，每组确定一名心肠热、腿脚勤、能张罗的妇女任组长。

　　村民刘灵芝说，村民心里啥事儿不痛快，找组长就行，村民思想有啥波动，村干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现在的兴十四村已经做到小事就地解决，大事及时解决。

　　刘正奎说，我们一直思考如何通过社会链接降低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风险。其实有些事情做起来很简单，就是通过互助互动让社区的居民们更加熟悉，重建熟人社会。拿残疾人工作来说，残疾人一般都不愿意出门，但是残疾人又非常渴望被人理解，我们就将社区的一些离退休老人组成一定的小组。开始的时候也不用经常过去，一个星期固定去一次，没什么事就是去看看你聊聊天，看了半年以后，残疾人都愿意与人交流了，也都愿意出来了。有时候熟人的力量和陪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半月谈记者 马晓成 郭强 史林静 宋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