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崭新的“10”年代飘然而至。最早的一批“80后”进入而立之年，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媒体关注的热度丝毫不减。在新浪网和《广州日报》日前的联合调查中，过半“80后”受访者称所承受的压力大于“70后”和“90后”。调查发现，住房、婚恋、竞争压力、父母赡养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

　　“80后”作为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据统计，中国的这个群体超过2亿人。近十年间，“80后”不断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出现在新闻事件中，同时也不断地被长辈们贴上各种标签：有“垮掉的一代”、“叛逆”、“自私”、“脆弱”等带有责备意味的评价，也有“富二代”、“贫二代”、“房奴”、“蚁族”、“宅男”等感情色彩浓烈的描述。如果说在新世纪之初，“80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另类”行为相当程度上带有少不更事和年少轻狂的意味，那么时至今日，长大成人的“80后”的喜怒哀乐，则与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不可分割。

　　归纳起来，“80后”的“心魔”主要源于两方面：尚在读书或无事可做的“80后”被就业问题困扰，走出校门已经就业的“80后”为房子问题焦虑。前者为僧多粥少、前景不明而感到迷茫，后者为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房价飙升速度而纠结。就业和安居是事关生存环境的两件大事，是提升生命质量的基本保障，这两件大事有问题，也就难怪“80后”自认压力大于父兄和弟妹。

　　大学生就业难，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不上大学就打工固然不难，事业的上升空间却大为压缩。上大学改变命运曾经是“80后”父兄辈的“通衢大道”，可是这条路到了“80后”这里变得有些崎岖。一个广为人知的原因是十多年来连年扩招，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由原先的不足百万达到了今日的500多万，以至于造成了人才的供过于求。其实，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一年有500万大学生进入社会，绝不应该是一个难以消化的数字。大学生就业难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拉动经济主要靠粗放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低端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第三产业在少数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很不发达，制造业主要停留在来料加工和配件组装的层面上，研发能力和创新体系不足，这样的经济结构需要大量产业工人，高端的文、理人却难以找到足够的用武之地。这使得“80后”大学生的就业竞争空前激烈，已经不止是同学之间的智商和情商之争，而是成了家庭之间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的综合竞争。

　　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即使凭着“十八般武艺”实现了就业，住房问题又成为难以逾越的大山。调查显示，八成“80后”存款不足10万元，婚房成为“第一恐慌”。在过去的五年中，房价经历了两次爆发性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强烈冲动，各种游资和热钱的投机需求，地产大鳄贪得无厌的逐利行为，民众在银行帮助下的超前消费，一起推动了楼市的高涨。不仅是“80后”被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所有的人都被房子弄得心神不宁，“人活一套房”这句略显夸张的话准确地概括了当今的世态人心。需要警惕的是，当全社会的财富以各种形式向房地产业集中时，其他产业的投资环境和利润状况却在恶化，通货膨胀的魔影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房价的上涨不止是把众多的“80后”变成了“蚁族”，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良性发展所不能承受之重。

　　“80后”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与“80后”的心结缠绕在一起的必然是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通常来说，群体性的“叛逆”和“脆弱”主要是跟年龄有关，当一代人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能主动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时，这些症状也就消失了。然而“失业”“蚁族”“裸婚”等现象如果长期存在，那些青春期心理就会成为终生的病态人格，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和谐、民族的自强。

　　说到底，“80后”的冰冷境遇与失衡的经济结构关系最大。而“调整经济结构”的口号喊了多年，但每次不是被突如其来的临时策略所打断，就是被利益集团的太极推手所化解，以至于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调整的难度越来越大。“奋斗在路上”是“80后”当下的主题，而“调整经济结构、增长惠及民生”应该成为国家政策的第一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