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法国，“心理健康”从一个相对边缘的议题，走到了国家公共政策的中心。2025年，法国政府将“心理健康”确立为“年度国家大事业”，发起“让我们谈心理健康”全国行动，把心理健康纳入国家治理视野，其背后有着许多考量，相关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探寻隐忧：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多重因素

　　法国公共卫生署等机构的数据显示，14%的法国初中生和15%的法国高中生面临显著抑郁风险；部分中学生每周都会出现心理或躯体不适症状，如入睡困难、紧张、易怒或背痛；精神类药物使用量持续攀升，2023年青少年此类药物的报销金额较2019年增加18%。与此同时，数字环境成为压力放大器。调查指出，15?25岁群体中38%自认为手机成瘾，34%认为与手机的关系“负面”或“有毒”。这些数据表明，青少年心理问题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社会危机。

　　首先，家庭和社会经济压力构成基础性挑战。经济不稳定直接冲击青少年的安全感。近年来，法国贫困儿童比例持续上升，许多家庭面临失业、非正式就业和住房压力。父母因生存压力而情绪紧绷，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削弱了家庭本应提供的情感支持功能。

　　其次，教育系统的竞争机制和支持不足形成结构性矛盾。法国学制早期分流和高中阶段的升学压力，使学业竞争日益低龄化，让处于弱势条件的学生更容易产生自我否定感。校园欺凌和网络霸凌的叠加，使一些学生同时在现实和虚拟空间中被排斥。2025年法国“学校健康大会”披露，初一学生心理筛查覆盖率长期偏低，许多学校缺乏专职校医或心理教师，心理健康体系存在短板。

　　最后，数字生活和全球不确定性催生焦虑。过度接触电子屏幕会影响青少年发育和行为，甚至引发心理脆弱性和自我价值怀疑。气候危机、国际冲突等宏观议题通过媒体持续放大，加剧了青少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出现所谓“躺平”或“成长恐惧”的情绪，诱发在风险社会中的无力感。

　　校园先行：将心理健康嵌入日常教育

　　危机之下，法国意识到，不能将青少年心理健康视作医疗系统的“专属任务”，学校教育应主动扮演好从识别、预防到联动救助的多重角色。

　　一是推出“健康教育路径”项目，将心理健康写进学校“任务书”。法国国民教育部要求从幼儿园至高中的所有学校，在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能力教育课程、校园生活、个体支持三条主线上，系统推进学生健康预防和心灵保护工作，强调在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之间形成有机衔接，如在生命科学教育课上加入睡眠和压力管理等内容，在公民教育课上探讨情绪表达和冲突解决，利用班会和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同理心和合作能力等。

　　二是将反霸凌工作制度化，作为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抓手。自2022年起，法国推行反霸凌项目“灯塔”，要求中小学建立固定的反霸凌工作小组，定期开展学生问卷调查和宣传活动，并设立学生同伴大使，以便与法国国民教育部设立的反霸凌热线对接。这些制度化安排，让“看见问题、识别问题、启动干预”成为学校的刚性职责，不再依赖于个别教师。

　　三是尝试构建多专业协作的校园健康团队。法国部分地区推动建立“健康?福祉资源中心”，配置心理学家、医护人员、社工、特殊教育顾问等，为学校提供专业支持。还有些地区组建了“多专业流动团队”，走进校园开展集体活动和危机干预，并与当地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对接。

　　校外接力：打造学校?社区连续支持网

　　法国在教育系统之外同样织起一张面向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支撑网络。

　　一方面，开通心理咨询国家热线和服务平台。法国提供面向青少年的全天候匿名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形式涵盖电话、在线聊天、问答和论坛等，由专业人员值守并通过学校健康团队宣传。“青少年之家”为11?25岁青少年及其家长提供一站式信息、心理和社会支持服务，免费或象征性地收取较低费用。

　　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法国政府与公益组织合作，共同运营心理健康专题网站、公共教育平台，通过科普动画短片和自测工具，用贴近青少年语言的方式介绍压力管理、求助途径等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心理健康话题的敏感度和“羞耻感”。

　　生态转向：从“防问题”走向“改环境”

　　整体来看，在一系列政策举措影响下，法国青少年求助行为增多，学校早期识别和预防作用增强。但法国还面临着儿童精神科医生和校医短缺、政策难以落地等问题，必须从构建“服务体系”转向营造健康的“社会生态”。

　　一是从“项目式活动”转向“路径式统筹”。将心理健康视为贯穿全学段的成长任务，而不是零散讲座或主题班会的叠加。二是将反霸凌纳入心理健康治理制度体系。三是探索建立“青少年一站式支持中心”，打通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的壁垒。单一部门难以应对复杂困境，需通过空间和机制创新，将多部门资源整合到青少年“看得见、找得到”的入口中。四是完善面向青少年的专业热线和数字平台。在现有心理援助热线的基础上，利用青少年熟悉的数字媒介，建设权威可信的线上平台，进一步提供自助测评、科普课程和匿名咨询等服务，既要易于访问，也要有严格的隐私保护和专业规范。五是让青少年在政策设计中“发出声音”。通过建立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学生代表参与等机制，使青少年从“被服务对象”转变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改进者，从而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接受度。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张梦琦系该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专项课题［AHBA24561］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6年04月16日 第10版

版名：环球周刊

作者：张梦琦 孙月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