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1949年以后，“人民”作为政治标签，从中国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作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在我1984年出国前，常常看见这样的吵架：中国的服务场所，不管是人民商场、人民铁路、还是人民医院，许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极坏。有时顾客实在受不了窝囊气，就指着墙上悬挂的毛语录牌“为人民服务”质问服务人员：“你的态度这么坏，哪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反击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争执到了这个地步，话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你”不是“人民”，任何具体的顾客都不等于“人民”。工作人员不管得罪了几千几万的顾客，也没有伤害到“人民”。“中国人民”那时有十亿之众，你有啥办法把他们统统召集到一个场所来跟服务人员理论？

因此，1949年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政治标签到处都是，但很多年里人民是抽象的。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民，哪怕那个政策再混账、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泽东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第一个指标，我以后再详谈，本文讲第二个指标。

中国改革的早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扭转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使具体的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实惠。比如，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变成具体的人民。这之前的“人民公社”，虽然在纸面上优越无比，但闹得人民常常没饭吃，那就不应该再搞这玩意了。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做个体户挣点钱，这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具体的中国人饿死是小事，“主义”正确与否才是头等大事。

1980年代初我听到传达万里的一次讲话，说要算一算帐，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因为决策错误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当时有些学者粗略做了计算，几千亿人民币，相当于那时中国好几年GDP的总和。万里感慨地说，如果把这个数字告诉中国的工人农民，这些温饱都没有解决的人民还会让我们再坐在这个位置上吗？所以，万里是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大声提出决策要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他是明智的、心中装着具体的人民的改革家。

1983年，胡耀邦等人试图在理论高度把具体的中国人民置于施政的出发点。4月13日，中国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大会，历经“文革”劫难的周扬作主题发言，他大声呼吁，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要讲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那一代从自身经历中痛感，如果中国的体制不以人为本，不尊重人性和人道，那什么可怕的恶行都会发生。确实也是如此，“文革”中受害者超过一亿，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保护，被折磨而死。

周扬提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不是使个人活得有尊严、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步步改善、个人的价值得以提升，那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可惜中共党内的毛主义者立刻发动了一场批判人道主义的运动，使周扬抑郁而终，使胡耀邦差点下台。

现在25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政府肯定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这是一个显著进步。客观地讲，中国人民大概是全世界最能体谅政府的人民之一。中国的执政者只要对具体的中国人民好一点点，具体的中国人民都会真心感激。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民降国旗，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如果按照昔日毛主义时代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怎么可以为四川七万多人降旗呢？七万多具体的中国人不等于“中国人民”！

所以我讲，中国过去30年的改变，最为核心的就是，在这个叫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人民”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也即人民的实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是很漫长的进步过程，有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良。比如，前几天有人教导四川地震中丧失了孩子的家长们，不应该依法追究建造成千上万豆腐渣校舍的那些人的责任，据说这会给我们国家“抹黑”，云云。这种逻辑的深层，与1978年前盛行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具体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是小事，抽象的“主义”、“原则”才是大事。

对此，我的反响则是：过去中国30年的改良，虽然还没有把“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理顺，但至少在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上取得了大的进步，即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给中国人民以具体的实惠，当做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制定和落实政策时，如果忘记了具体的中国人民，偏离具体的人民的实在利益，就会出大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