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到那里做为期半个月的访问学者。在此之前，我注意到，在香港的高校体系之内，很少有以对公共问题发言著称的知识分子。在香港，承担这一角色的，反倒是以媒体人居多。

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拜访了几位教授，无一例外的，我都会问到他们对于香港的看法，他们的回答惊人地一致：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又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阐释者。再问，还是一样的回答：香港？我很喜欢呀。好像，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是我有问题？还是他们有问题？我问自己。

在香港，听朋友给我讲关于香港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初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所在的部门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内地一些学者参加。学者们到了香港，要求按照内地的惯例报销路费，但是香港却没有这样的先例。朋友问行政助理：能不能先给学者们把路费报销，然后再用其他的发票抵？得到的回答是：这怎么可以呢？无奈之下，朋友只好自己掏腰包，支付了学者们的路费。事后，领导得知，跟行政助理说：这次就变通一下，报了吧。行政助理说：好，请您给我发一个邮件。

事后，行政助理把领导的邮件群发给与此事相关的同事，并且打印保存。朋友告诉我，在香港，这叫免责。看着我吃惊的样子，他又告诉我，在香港，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江湖义气在这里行不通。

香港的知识阶层常常说，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没民主”的地方。这从一件小事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绝大多数地方实行禁烟，校园内更是彻底禁烟。据说，当时立法的时候，几个立法委员的初衷是中小学那样的地方才需要全部禁烟。但是既然制定了规则，大家就都会遵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很苦恼的一件事，就是每天都要跑到山下去抽几支烟。香港人说的没有民主，是指立法时根本就不会征求民众的意见，几个精英坐在一起一讨论，法律就算制定了。但是在法律框架内，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谁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朋友说的那种常见的免责。

和一位同时到这里访问的美国教授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他的看法是香港的商业化严重，知识分子缺少人文关怀。在一般人看来，香港政府更加注重香港的商业化发展，对于知识分子并不重视。

不过，这是一个误解。在香港，大学教授是高收入阶层，助理教授的月薪可以拿到4.5万港币，比有些美国教授的月薪还要高。如果做到副教授，月薪可以拿到8万港币以上，教授则是12万左右，讲座教授则更高。同时，与美国不同，实用型（如临床、经济、科研等等领域）的教授和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教授收入的差距很大，香港虽然也重视实用，但只要是教授级别，待遇统统是一样的。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起来，香港似乎更尊重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些在校园里的教授，更像是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关心时事，但很少对公共事务发言。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务正业”。对于做意见领袖，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香港的教授们之所以很少对公众事务发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课业相当繁重??学校支付了那么高的薪水，给他们的科研任务自然也相当繁重。

在我看来，这也许更体现了香港的思路：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学术研究，可以为政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学术层面的借鉴，却不直接介入现实操作。当知识分子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比发廊妹或者老农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一定是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香港政府对于公众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个简单的例子：香港的房价，比较便宜的在4.5万港币/平米左右，靠近港岛或者位置更好一些的，一般在10万港币/平米以上。因为房价高昂，一般的香港人住房都很狭窄。同时，香港政府规定，75%的土地作为留给后世子孙的遗产，永久不能开发。面对这样的规定，香港的房产商似乎一点也不急眼，不像内地的房产商心急火燎地恨不得连故宫也拆掉开发新盘。高企的房价，低收入者自然无法承担，他们有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申请程序也很简单，公屋的数量足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需要。另一个例子是：香港的书也相当贵，动辄一两百元一本。香港的低收入者通常不会买书来看，他们阅读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政府开办的公众图书馆。

一个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体现了公众对于代言人的渴求，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解决问题途径的欠缺。香港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大多数事情，都有既定的程序，在程序之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言者。

至于媒体人为什么要对公众事件发言，其实也很好解释：那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所在。香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众知识分子？这样的问题，我同样问过朋友，他没有告诉我，但是，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我却找到理解这个问题的思路。行文至此，我才发现，我和我拜访的教授们都没有问题，他们在香港，一切习以为常，而我甫到这里，所以才感觉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