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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本心理学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行为主义的统治提出挑战时，行为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遭到了质疑。对这些假设的怀疑有助于为新理论的创立铺平道路，其中有些理论自然沿袭了行为主义传统，某些则更加激进。

实证主义的消失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为行为主义提供了一种哲学的证据，从而把心理学重新界定为行为的研究而非心灵的研究。实证主义至少改变了那个时代关于学习理论的阐释，并且完全俘获了年轻一代实验心理学家的忠诚。这些实验心理学家把他们的命运拴在操作主义上，运用操作主义作为分析的工具，以确定哪些问题是真正值得研究的，哪些问题会导致走入死胡同。然而，这种科学的方法论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更晚一些时候变得越来越可疑。

自逻辑实证主义奠基之日起，它就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促成它越来越远离20世纪20年代简单的逻辑实证主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认为，理论上的术语不可能利用操作定义的简单步骤而与观察巧妙地联系起来，有些心理学家虽然承认这个事实，却没有放弃操作主义的行话。但是较年轻的哲学家甚至在原则上都倾向于很少接受实证主义的泛型，以致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个运动已经奄奄一息了。

▲库恩 图片

它开始被称为“陈旧观点”，像死去了的神学一样，并在1969年出版了一本《逻辑实证主义的遗产》( The Legacy of LogicalPositivism)的专题论文集。尽管对“陈旧观点”有许多批评，但是最基本的一点也许在于：它对科学实践的阐释是错误的。那些有历史倾向的科学哲学家，例如库恩( Thomas Kuhn)和图尔明( Stephen Toulmin)都表明：科学客观性的假定是一种虚构(见第1章)。实证主义如同解剖尸体一样，把科学剖析为由公理、原理、预测、证明等组成的一种连贯的逻辑体系，这就把科学扭曲和虚构为一种活生生的易犯错误的人类事业了。

库恩的观点受到许多心理学家的欢迎。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似乎取代了行为主义，而有关科学革命和泛型冲突的资料俯拾即是。库恩的学说似乎为革命的态度作辩护行为主义必须被推翻，它不能加以改造。许多心理学家采取了一种科学革命的激进风尚，它与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的治革命的激进风尚相呼应运用《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 ture of Scientific Evolutions)为科学革命作辩护提出了一个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里饶有趣味的问题。革命的概念能够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吗？没有库恩的书，会有一场反对行为主义的革命吗？或是更为巧妙地说，对库恩思想的信仰所产生的革命表现，可能实际上只是一种概念的进化吗？

动物学习的限制

在哲学的另一端，行为主义依靠了动物行为的经验研究。华生是作为一位动物心理学家开始其生涯的，而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也很少研究人的行为，他们宁可控制动物的情境。他们期望从动物实验中获得一般的行为法则，以此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而无须变动。托尔曼讨论了白鼠和人类的认知，赫尔讨论了哺乳动物行为的二般法则，斯金纳讨论了动物原理可推广至言语行为的问题。他们相信，从人为控制的实验中揭示出来的原理可用以解释一切有机体的学习方式，而不管它们进化的条件怎样。

▲《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个一般性假定对行为主义者的研究计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如果学习的法则随不同的物种而不同的话，那么研究动物的行为对于理解人类而言便毫无意义了。20世纪60年代已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白鼠和鸽子的学习法则并不是普遍性的，动物学什么和怎样学习受到严格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则为动物的进化史所决定。这个证据来自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一方面，心理学家在把学习法则用于各种情境时发现了反常现象；另一方面，动物行为学家发现，在了解一种动物在其祖先进化时所居的自然环境中的行为时，先天因素的重要性不容忽略。在发展鸽子导航导弹方面，斯金纳和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布里兰( Keller Breland)一起工作。

布里兰深感行为控制的可能，以致他和他的妻子成为职业的动物训练者。正如斯金纳1959年指出的那样：“可以按照规格塑造行为，而且在塑造成功后，几乎可以随意将它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布里兰现在专门从事行为塑造，以此作为一种推销的商品……”斯金纳声称布里兰恰似《沃尔登第二》( Walden I)中的弗雷泽( Frazier)，他能够按订货429规格塑造人的人格。在训练多种动物表现异常行为的广泛经验中，布里兰夫妇发现一些事例，表明动物不能作出它们应做的行为。1961年，他们针对斯金纳的第一部著作有机体的行为写了机体的错误行为( The Misbehavior of Organisns)一文，报告了他们的困难。

例如，他们试图叫猪搬运木制的硬币，并将它们存入?所小猪的银行里。尽管布里兰夫妇擅长训练行为，但是他们却发现猪的这种行为一代比一代退化动物最后拾起硬币，宁愿把它放在地板上，以鼻掘币，而不把它们存储在银行里。根据布里兰夫妇的报告，他们发现许多动物“受到强烈的本能行为的?缚”，因而压倒了习得的行为。猪自然地用鼻子掘食，所以他们用鼻子掘币，而实验者原来是训练它们收集硬币借以获得食物。布里兰夫妇(1961/1972)得出结论说，心理学家应该检视那些使得行为主义提出的学习法则“彻底崩溃的隐含假定”。

▲斯金纳 图片

他们根据实验的反常现象，对行为主义泛型的假定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他们识别出三种这样的假定：“动物(是)一块白板( tabula rasa);种属的差异并不重要；?切反应同等地易受一切刺激的制约。这些假定是经验主义的基本假定，主要的行为主义者都说过这些话。尽管以前曾有人提出过这些假定的局限性，但是布里兰的论文似乎打开了水，使人们发现，在越是控制的条件下，出现的反常行为越多。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是加西亚( John Garcia)及其助手沿着该条路线所进行的研究(加西亚， Mcgowan的 Green，1972)。

加西亚是托尔曼的主要弟子克雷切夫斯基( Krechevsky)的学生。加西亚研究了他称之为“条件性呕吐”的现象，一种经典的条件反射形式。由巴甫洛夫发表的标准的经验主义假定认为，任何刺激都能作为一种条件刺激，它通过条件反射能够引发作为一种条件反应的任何反应。经验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条件刺激和非条件刺激配对呈现的间隔必须在半秒之内，学习才有可能发生。加西亚运用各种方法让白鼠喝有异味的液体，并使它们在1小时之后患病。问题是白鼠究竟学会躲避那个与它们的疾病有着直接关联的非条件刺激，即患病的地点，还是那个与非条件反应在时间上远隔的异味液体？

结果它们始终如一地躲避液体这样，经典性条件反射的一般法则就站不住脚了。加西亚认为，白鼠本能地知道作呕一定是由于它们吃过某种食物所致而非由于得病时出现的刺激。这是符合进化意义的，因为白鼠在荒野中得病多半由于喝了脏水，而不是它感到生病时依傍而坐的那棵矮树。将患病与味觉联系在一起，比之将它与视觉或是听觉刺激联系起来更有利于生物的适应。所以，哪些刺激与哪些反应构成联系受到进化的制约。

▲托尔曼 图片

加西亚的研究一开始到极端的怀疑，专载动物行为的主要杂志拒绝发表它。然而，其他些研究者的研究证明：对于许多行为来说，一种动物的进化显然受制于它能学习到的东西。有关学习的先天制约因素的发现，揭示了达尔文影响美国心理学的一件有趣的事实。机能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都把心理和行为看作是适应的过程，即有机体对其环境的顺应。我们已经看到斯金纳关于学习的分析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自然选择的延基础上的。然而，行为主义采用了斯宾塞白板说的经验主义假定和种属共通的学习律，而忽视了进化对行为的影响。

这是另一种行为主义者假定周边论一的产物。当然，行为主义者承认，一只狗不能对它听不见的声音作出反应，它也不能学习飞。然而，这些限制只是关于有机体的周边感党和运动能力。由于行为主义否认中枢过程的存在，它就不可能承认中枢过程受进化的限制。因此，它必须假定，只要一个有机体能够感觉到一种刺激，它便可以与躯体上能够作出的任何反应进行联结。

由研究者例如布里兰和加西亚所揭示的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似乎涉及到一种动物能够感觉的味道、视觉或声音，但是，它们不可能与行为产生联结。这些研究结果仿佛暗示着学习的中枢控制(这种中枢控制至少部分地为遗传所决定)。所以，尽管行为主义追随机能主义，采用自然选择学说作为一种概念的工具，但是由于它把大脑视作介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一种被动的联结装置，因而也就否认了进化对特定物种的涵义。

觉知与人类学习

逻辑实证主义和学习律的假设(在白鼠和鸽子身上发现的学习律适用于几乎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是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阐释的行为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行为心理学 behavioralism)则基于一种不同的假设意识在解释行为(包括人类行为)方面起着无足轻重的作用。斯特伯格、杜威和机能主义者把行为的?定因素置于环境，置于生理过程，认为意识只是在大脑和躯体上面飘来飘去，告着它所看到的东西。自心理学成为行为的研究后，意识不复在在，虽然它有时因为对其主人为什么如此行为有着独到的洞察并由此得到主人的请教。

▲杜威 图片

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行为主义者发展了他们的研究计划，借实证主义来支持行为主义者对意识的葭视，并且转向对动物学习的严格的实验研究，以便回答行为主义的基本问题：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在行为主义者的形式里，意识的可有可无观点得到了强化的自动作用( automatie action f reinforcers)这一学说的支持该学说包含在桑代克的效果律( law of effect)中，可用“印记”( stamped in)词表示：奖励自动地在一种刺激一反应(S-R)的联结里“印上”;它并不导致意识引起活动的结论。

1961年，波斯特曼( Leo Postman)和萨森雷斯( Julius Sassenrath)有力地论述了强化的自动作用：“如果认为行为的改变必须以环境列联(en- ental contine)的正确理解为前提，那是一种陈腐的和不必要的假定。”虽然被试可能准确地陈述出情境因素，但这只是意味着意识已经观察到行为变化的原因，而非意味着意识本身就是行为变化的原因。食由有些实验似乎支持了这种观点。例如格林斯朋(Cemspon)(1955)对非指导性心理治疗感兴趣，在这种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在询期间只是间断地说“嗯哼”。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这种情境可以被分析为一种学习情境。病人表现出一些行为，其中有些行为被“嗯哼”所强化。所以病人逐渐谈论那些被强化的事情，而不谈论别的事情。

▲桑代克 图片

格林斯朋带着这种假定进入实验室：他把被试带入一个实验的房间，诱导他说话。每当被试说一个复数名词时，实验者就说“嗯哼”。过一会儿开始做消退测试：实验者不再说什么。在这一实验结?时，要求被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75个被试中只有10个人能说出来，有趣的是，格林斯朋将这10个人的资料不列入分析。对其他65个被试资料加以分析，所获结果显示：在训练阶段时复数名词的产出数量增加了，但在消退阶段则减少了一正如操作性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一被试显然没有觉知到复数名词与强化的联结。类似于格林斯朋的一些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不迷恋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者在乔姆斯基的影响下，对“格林斯朋效应”( Greenspoon effec)或无党知的学习提出挑战。

他们论证说，格林斯朋的方法是不适当的。觉知问题的探讨是含糊的，而且他们只是在消退阶段以后才被提问的，那时已经觉知到了反应一强化列联关系的被试可能会得出他们搞错了的结论。采取格林斯朋程序的重复实验显示许多被试持有从技术上而言不正确的假定，然而却可导出正确的反应。例如，一个被试可能说了“苹果”和“梨”而得到强化，于是得出结论说，被强化的是水果名称。这个被试将继续说水果的名称而受到奖励，可是当被试把这个假定告诉实验者时，被试就被称作“无觉知”的( Dulany，1968)。怀疑强化的自动作用的人进行了广泛的实验，表明觉知对人的学习是必需的。

▲乔姆斯基 图片

杜拉尼(DonE. Dulany，1968)实施了一个广泛的研究计划，就觉知的类型及其对行为的影响建立了一套精深的公理化学说( axiomatic theory)。他的实验似乎表明：只有觉知到强化列联的被试才会有学习。而且被试对他们所持假设的信心与他们的外显行为存有系统的关联。到了1966年，言语行为的领域处于危机之中，这要求召开另一次专题讨论会。会议的组织者曾经乐观地希望把来自不同背景的心理学家聚集起来，共同创制一种有关言语行为的统一的刺激一反应理论。他们召集中介论者，例如霍华德?肯德 Howard Kendler，位研究艾宾浩斯( Ebbinghaus)言语学习统的研究人员、乔姆斯基的同事以及像杜拉尼那样的反叛思想家起工作。

结语

讨论会不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反而出现了不同意见，使人们不再存有什么幻想。与会者的分歧从对言语学习的当时状态感到不满直到对语言的刺激一反应泛型理论的不当提出正式证明，不而足。在对本次会议的论文集作总结时编者的评论反映了库恩(Kuhn)的影响，认为作为一种范型的行为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Dim和 Horton，1968)。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于我们来说，看来场革命确实是在酝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