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实证检验

   作者简介：黎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朱志胜(E-mail:zzsfff3299@163.com)，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和城市教育政策下，回流现象在农村流动儿童中普遍存在。根据2015年河北和四川两省五县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研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经验上分析儿童生命历程早期的回流经历对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回流经历会对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造成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增大，同时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抗逆力水平。相比而言，短期随迁儿童一旦发生回流将面临更高的抑郁风险，而随着回流时间的延长，回流儿童的自尊和抗逆力将得到改善，但他们的抑郁风险仍无法自然缓解，必须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初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来自城市和农村成长环境的“双重排斥”是造成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恶化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农村儿童 心理健康 户籍制度 城市教育政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人力资本的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14BSH023)。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8)04-0026-13

　　一、问题提出

　　三十多年来，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突破1亿人以后，以年平均7％的速度增长，2016年底流动人口为2.45亿。我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除了规模庞大，还呈现出明显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特点。已有文献大多认为，农民工的这种流动形式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但父母流动对其孩子的影响如何，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个时点上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忽略了回流儿童这类特殊的群体。所谓回流儿童是指那些曾经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学习或生活，出于某种原因重新返回农村的儿童。根据儿童回流时父母是否同时返回农村，回流儿童又可分为留守回流儿童和非留守回流儿童。根据段成荣(2014)的测算，2010年我国的城镇流动儿童达到了2880万，占全国儿童的10％左右。而在当前户籍制度，特别是教育考试制度做出大的改变之前，我国绝大多数流动儿童或迟或早都要回到农村继续上学，理论上说现在所有的城镇流动儿童最终都要成为回流儿童。目前我国官方并没有公布回流儿童的统计数据，依据我们的样本推算，回流儿童已经占农村寄宿制小学学生的20％左右。那么，考察回流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学习成绩，特别是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显得十分迫切。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生命事件(life events)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们此后的行为和生命历程轨迹(Settersten & Mayer，2003)。童年期的回流经历作为儿童时期的生命事件，必然会对儿童未来的成长产生影响。从行为过程来看，回流包括两个前后相衔的流动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或求学；第二个过程是这些流动儿童在经历或长或短的城市生活后，重新返回农村。

　　目前学界和政府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第一个过程，即探讨童年早期的随迁过程对流动儿童的福利影响。理论上，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会给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学龄儿童能够接触到城市先进的教育观念，享受城市良好的学习、医疗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带来的环境福利；但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学龄儿童出现情感障碍的风险增大，容易遭受周边同伴的歧视和欺凌，尤其是那些在城市居住环境较差、父母忙于生计而无暇兼顾的随迁家庭，学龄儿童面临的精神压力更大。尽管儿童随迁的影响效应在理论上存有争议，但近年的实证文献倾向于认为，流动对于改善农村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少在总体上没有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任强，唐启明，2014；Xu & Xie，2015；周皓，2016)。

　　与普通的流动儿童不同，回流儿童经历了“农村?城市?农村”的动态流动过程。反复的环境变化对于儿童的心理状况和学业表现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田施英(2008)在对国内某农村中学的15名回流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由于监护人的教育监管不力以及接受教育的不连续性，致使部分回流儿童学习态度变差，学习压力增大，回流儿童在城市学校积累的外语、计算机和普通话等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回流儿童在返回农村的初期，很难与周边同学和老师建立融洽关系，他们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淡漠，普遍感到孤独。张宝歌(2012)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儿童进入城市后常被视为农民工子弟而遭受排挤，一旦返回农村又会被老家同学视作城里人而逐渐被边缘化。该文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环境的反复变化，调查样本中有81.70％的学生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惑，缺乏对农村环境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城市和农村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再加上返乡后父母教育方式的转变、教师对他们的关心不够等，对回流儿童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丛玉明等(2014)通过比较回流儿童和本地儿童在自尊和人际关系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后发现，回流儿童在上述两个心理指标上的表现都要显著地低于农村本地儿童，究其原因在于回流儿童经历了过于频繁的生活、学习和社交环境的变迁，这种环境的多变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同时也让他们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交圈，从而影响他们自尊和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如González等人(2014)分析了墨西哥随迁儿童跟随父母在美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家乡遇到的困境。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回到墨西哥后，普遍存在对当地学习环境不适应、同伴关系淡漠以及孤独等情况，同时他们也更容易遭受其他同伴的冷落、排挤甚至霸凌，从而表现出更明显的精神压力和抑郁特征。

　　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利用课题组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并采用较为严谨的实证检验，从经验上考察回流经历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成长的影响，着重关注回流儿童与非回流儿童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根据上述讨论以及观察到的现象，可以预想儿童期的随迁经历将会改善农村儿童的心理素质，但一旦发生回流，由于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变动，这些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又将出现明显的恶化。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1：回流将会对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当然，简单地讨论是否拥有回流经历并不能够完全刻画儿童生命历程的环境变动，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回流儿童在随迁时间和回流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如前所述，儿童跟随父母随迁到城市能使儿童的身体发育、心理素质等得到改善，可以预见，儿童回流前待在城市生活或学习的时间越长，这种正面效应也就会越明显。不过这部分学龄儿童发生回流更多的是出于升学的考虑，相比于短期随迁的回流儿童，他们回流时的年龄也相对要大一些。与此类似，我们预想，对于那些较早期返回老家的回流儿童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回流带给他们的负面效应将会有所缓解。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两个延伸假设。假设2：对于随迁持续期越长的学龄儿童，回流对于他们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相对越小。假设3：儿童回流的时间越长，则回流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