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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墟上向死而生
2018-05-14 20:40:22    作者:心理在线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摄

  2018年5月5日,老北川县城遗址。

“那些或显或隐的创痛,绝非三年五载可以愈合”

“那些尚未愈合或者更加刺目的伤口,在十年时间里,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人们这场灾难的存在”

法治周末记者张舒发自四川成都、彭州、北川

林凌偶尔还是会做噩梦。

废墟里,女儿大半截身子被压在了学校倒塌的钢筋大梁下,鲜血糊住了头,露在外面的两只胳膊已经充血、黑肿,像碗口那么粗。

她不敢放手,却也无能为力,只好拼命抱住女儿,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怀里逐渐冰冷、僵硬的身体。

10年过去了,这一画面依旧时不时地被唤醒,在她梦里重现,一遍又一遍。

和汶川地震4625万受灾者一样,林凌的命运也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被改变??年仅16岁的独生女儿小溪成了87149个丧生者中的一个数字。

此后,开朗热情的林凌消失不见,人们看到的她,焦虑、抑郁、对生活丧失希望。

根据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调查数据,地震3个月以后,20%以上的受灾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群。

如今,废城已经重建,受灾者的人生也无限分岔,但“5?12”始终是一个起点,那些坍塌的内心,大多仍埋在废墟深处。

在心理咨询师贾佑春看来,那些或显或隐的创痛,绝非三年五载可以愈合。而她在做的,正是帮助这些被阴影笼罩的心灵在墟土上“向死而生”。

心理学界也措手不及

时间倒回至十年前。

在地震发生前,贾佑春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介入灾后心理干预领域。

当时她还是成都一家心理健康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公司里员工不少,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专家。

台湾来的心理咨询师夫妻初到成都时,租住在她同一栋楼的15层,当时丈夫还和房东开玩笑:“楼层这么高,要是遇到地震,跑都跑不了。”

房东也笑着回应说:“成都是天府之地,可没地震。”

那是2007年的下半年。仅仅几个月后,汶川强震,这栋楼也晃得不轻。

最初的震惊和恐惧过后,这对参加过台湾“9?21”地震心理援助的台湾夫妻向贾佑春建议,进驻重灾区做志愿者,参加大灾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

于是,2008年5月15日,贾佑春和丈夫关山月带着公司6位心理咨询专家,前往绵阳市安州区黄土镇灾民安置点。

当时,救援还没有结束,现场一派混乱,灾民们的心理创伤大多也还没有显现。

贾佑春决定,先和同事一起,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开展紧急的灾后培训,随后一周时间他们培训了1000多人。

“灾难发生当时,不适宜对受创人群进行过多心理干预。”四川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肖旭和贾佑春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样大的灾难过后,救援、物资发放才是第一位,我们的心理援助,在后期进驻才比较妥当。”

地震发生后,肖旭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反而选择留在成都,组织起一批要前往重灾区做志愿者的大学生队伍,对他们进行了应急辅导。

“灾难太重、太突然了,心理学界也措手不及。”她连夜编写了《灾后心理援助知识汇编》,并印刷了10多万份,分发到灾区学校和安置点,尽快普及心理学知识。

两个月后,救援行动结束,灾区情况也已基本稳定,创伤后心理干预团队才正式活动起来。

贾佑春带着自己的同事,正式扎根在北川县擂鼓镇。

这里正安置着当地两万多名灾民。她找了一间简易板房,作为灾区固定的心理咨询室,跟进辅导一些需要持续帮助的个案,从而有效地预防自杀,促进创伤者的心理修复和社会适应能力。

房间很小,只有五六平方米,除了有一张来访者的座椅放在咨询师的椅子斜对面外,靠门的一边还紧凑地码着四张木凳,让房间看起来更加拥挤。

“这里的条件不能和成都相比,能找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做咨询室,已经很不容易了。”贾佑春说。

就在这样的混乱中,林凌走入了她的视野。

地震发生前,寡居的林凌是北川一所小学的老师,独女小溪本是她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地震时,压在小溪身上的房梁太重,任凭林凌如何拼命,也没能撼动半分。她记得小溪在停止呼吸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救救我,我不想死……”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咨询师

遗憾最终积聚成心病,林凌被巨大的悲痛击倒了。

“正常情况下,人在变故过后,特别是面对至亲的突然亡故,都会经历由震惊麻木,到悲哀愤怒,再到焦虑恐惧疲倦等过程。”在贾佑春所学的理论中,正常的悲伤往往不需要治疗。

但林凌异常得多。她每天不哭也不笑,也不和任何人沟通交流,一身黑衣,独来独往。

“她像是被黑色锁住了,不仅是衣服的颜色,还是心理的颜色。”贾佑春知道,这是人在遭遇重大打击后出现的一种社会退缩行为。

贾佑春第一次见到林凌时,是在擂鼓镇的土路上:“她远远地发现了我,很警惕地瞟了我一眼,转身拐进了厕所里,有意识地绕过我。”贾佑春对这样明显的敌意有些不解。

不久之后,她才从老乡口中得知,林凌身世坎坷:从小便被父母送人,11岁时养父母也在车祸中双双遇难,她不得不一次次离开自己原有的家庭,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贾佑春开始“蹲点”接近林凌:“我每周都会去看她一次,不骚扰她,也不惊动她,只是远远地、默默地看一眼就离开。我不在乎她理不理我,只是想在她最绝望的时候陪她一程。”

将近一年,林凌才慢慢放下了戒备,和贾佑春成了朋友,甚至想认她当姐姐。

贾佑春感到为难,向自己的督导、一位澳大利亚的资深心理咨询师请教。

一般而言,每个心理咨询师都有一到两个督导师,以便自己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时进行求助。督导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他认为“姐姐”的角色,说话会没有力量,无法保持中立。

思考了一个星期,贾佑春还是决定认林凌这个妹妹:“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咨询师。”

贾佑春认为,当时林凌更需要的不是心理咨询师,而是一个亲人。“已经十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然会这样做。这更符合民俗民风。因为这不是在办公室,是在灾区。”

贾佑春和林凌的关系更近了,她用一种自然的,但蕴含着创伤治疗意义的方式关心着林凌。她建议林凌去上班,尽快恢复社交,林凌一一照做,身体也慢慢恢复。

2012年离开擂鼓回成都前,再次去探望林凌时,贾佑春在她的房间看见了一束鲜花。

送花的是个男人。他的妻儿在地震中遇难了。

贾佑春欣慰不已。

尽管依旧悲伤和抑郁,但她看得出,林凌已经开始走出地震留下的巨大阴影。“虽然缓慢,但她已经在走了不是吗?”

治疗别人,其实也是治疗自己

当时的林凌并不知道,贾佑春除了心理咨询师之外的另一重身份。

她的“贾姐”其实是一位同样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的PTSD患者。而贾佑春的心理创伤,也是在地震后留下的。

地震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关山月都异常忙碌,大工作量考验着二人的生理和心理。

“对一个咨询师来说,一天咨询几个来访者就不得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一天要咨询十几个。”贾佑春说,一般咨询师,在接待了一个负能量的人后,往往需要再接触三个乐观积极的人,才能抵消掉接收的负面情绪。

但显然,在灾区,这一模式很难实现。每一次她坐大巴从北川回成都稍作休整时,经常会觉得疲惫得要猝死。

回到成都,看见热闹的广场上有人跳舞,她就会掉下眼泪;洗衣机一转,空调一开,这样的声音会让她感到恐惧,害怕又要地震;做梦的时候,她常能看到小孩子被压在废墟下的脸,看到一张张遗像,看到倒塌的房屋像山一样倒过来……

她明白,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PTSD。

于是,心理咨询师贾佑春也去看心理咨询师,接受治疗。治疗焦虑抑郁症的药,贾佑春随身带着,吃了近十年。

其实,贾佑春并不是特例。

2004年印尼海啸之后,有机构对五十多个参与海啸后心理援助的专家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有二十多个得了抑郁症,90%得病的人退出了这个行业。

“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得病之后,才真正学会心理咨询,因为有了切身感受。”贾佑春说,“我们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灾难,并不知道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伤害,但现在,我知道了。”

贾佑春用自己做了实验,结果,她“牺牲”了。

“可我切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心理咨询的‘不勉强’和‘不逼迫’。”贾佑春开始学会尊重每个人的内心状态,也尊重自己因创伤而变得敏感的心。

在擂鼓镇持续3年的心理援助时间里,她和这里的灾民们一起经历苦难,走过死亡,安慰与被安慰,解救与被解救融为一体。

她说,有时候“治疗别人,其实也是治疗自己”。

如今,尽管偶尔还会避谈自己三年的擂鼓生活,但她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很多。

贾佑春的经历,肖旭也看在眼里,她不准备走同样的“老路”。

地震发生之初,时任四川大学心理咨询与测评中心主任的肖旭在走访中发现,地震给重灾区的中小学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四川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汶川大地震中共有5335名学生遇难和失踪。

肖旭在随后半年时间里27次前往重灾区,为灾区学生做定期心理辅导。

但她逐渐发现,个人之力实在太过薄弱。

“当时受灾群众将近5000万,伤亡惨重,个体的心理干预过于专业,适宜像贾佑春一样能长期扎下根的咨询师。”肖旭认为,国内的专业咨询师太少,而为数众多的受灾学生,需要更大规模的心理帮扶。

肖旭开始思考,怎样探索出一条适合国内教育环境的本土化“大群体”创伤心理干预方法?

直到她遇见什邡市红白镇红白中心学校的小学生齐浩。

不一样的干预

齐浩在地震中失去了右臂,当时这个小男孩刚满10岁。

后来他拒绝穿任何短袖的衣服,哪怕酷热盛夏,也坚持穿着长袖。

2008年10月,在红白中心学校给齐浩做心理辅导时,肖旭得知他喜欢写作文,失去右臂后,还坚持用左手写作文,这让肖旭感触不已。“我当时就和他约定,可以让我的研究生给他批改作文。”

此后,在两周一次的书信往来中,除了作文,还有一封交流信,她和齐浩聊学校、聊家庭、聊梦想、也会聊地震。

几个月后,肖旭发现,这个在震后变得沉默的孩子,在书信和作文中有了积极的心理改变。

这一发现令肖旭激动不已,她预感,通信可以成为心理援助的有效切入点。

她开始把想法细化成具体的操作方案:在四川大学招募了3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与8所灾区学校的435名中小学生结对。孩子们每两周写一次作文,寄给大学生志愿者批改。大学生再将批改好的作文和一封信寄回给灾区学生。

每封寄到川大的作文,都由心理咨询与测评中心的师生们敲进电脑,作为心理学研究和监控的文本,在必要时进行心理干预。

孩子们的自愈能力超出了肖旭的想象。

她在分析作文文本后发现,经过长达一年至两年的心理帮扶后,结对学生的书信作文中积极意向明显增多,“成长”“快乐”“重建”“牵手”在孩子们的作文里频频出现,多次发放的心理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也证实,孩子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减轻。

肖旭给作文交流活动取名为“五彩石”,希望自己和志愿者能像女娲用五彩石补天一样,做好灾后心理重建。“心灵的伤疤,不一定要通过‘动手术’才能治疗。我们可以在周围营造一片绿洲,把心灵的伤疤保护起来。”

此后10年,一届又一届的志愿者加入活动。

截至2018年4月,活动已结对灾区学校37所,开展结对活动725次,超过一万名大学生参与其中。

在肖旭看来,相对于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进行直接干预,营造良好的外部心理环境,更容易被人接受。“受传统文化影响,人们认为接受心理咨询就是心理有毛病。那么,谁会主动承认自己心理上有病呢?”唐鑫便是其中之一。

10年前,经历了末日崩塌的北川中学在临时板房学校复课,唐鑫重返课堂。

但由于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北川当地,地震时受影响巨大,情绪一时间很难恢复。

唐鑫记得,一次课间休息时,班上两个同学发生争执,推搡间,不小心撞到了板房墙壁。

学校板房被设计的五间连为一体,小小地震动之下,所有教室的师生全部跑出了房间。

“都以为是又地震了……”唐鑫回忆起震后的生活,还是绷不住哭了出来,“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点小的惊吓,我们就会过度反应。”

为了防止学生出现过激行为,北川中学专门抽出一间板房做临时心理诊疗室,并取名“安心花园”。可惜收获甚微。

“不得不承认诊疗室是很被动的方式。”唐鑫回忆称,学生不愿意去,心理问题就很难解决。“复课之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带着防备,小心地活着,同伴之间,更是对这种避之不及的伤痛三缄其口。”

直到肖旭他们出现。

无法持续的救助又成为了另一种伤害

“人可能没办法短时间去信任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并且向他倾诉,但是我们可以信任手中的笔、桌上的纸,和内心那个真实的自己。”在唐鑫最初的认知里,“五彩石”仅仅是个给自己批改作文的活动。“你不会去想到心理辅导、心理干预,也不知道肖老师会透过我的文字去看我内心隐藏的情绪。”

就这样,一写3年。唐鑫慢慢变回了曾经自信的模样。

其实在北川中学的3年,肖旭的团队不是唯一一个来这里做心理干预的团队。

地震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时常会有心理咨询工作者到北川调研,但是时间通常很短,“多的两三天,短的半天就走了。”唐鑫回忆道,“有些同学,心理量表就填了几十张。”

然而,多次重复心理援助,如同把伤口反复打开却不包扎,对一些受灾者造成了二次伤害。有的灾区安置点甚至打出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横幅。

但这股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几个月后,大批咨询师撤离,留在当地的心理援助者越来越少,而这时,真正的心理援助需求才开始呈现出来。

无法持续的救助又成为了另一种伤害。

“这是汶川地震后,我们最应该吸取的教训。”心理学界后来反思,对个体的心理干预一旦开始,就必须持续下去。

不过,每个心理咨询师都有必须面对的现实生存问题,大灾之后,像贾佑春这样愿意长期留在灾区做心理援助的咨询师寥寥无几。

对此,肖旭认为,应该培养心理援助的“本地”力量。“我们要有一个系统的培养计划,把咨询师培养到区县,一旦有灾难发生,就可以直接发挥本地资源,长期关注当地灾后的心理援建。”

这一设想,在四川彭州已经落地。2009年10月起,以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多次前往彭州,对彭州各学校内的本地心理治疗老师进行培训,目前已培养出的8人均在彭州本地的中小学任教。经过近10年的学习,不少老师已开始在当地发挥作用。

由于地震以后,当地学生心理波动较大,自杀、自残情况时有出现。这一阴影,甚至至今仍然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空。

这让任职于彭州中学实验学校心理服务中心的老师胡一波苦恼不已,他最初也没想到,经过10年时间,地震带来的冲击仍在影响孩子的成长。

不久前,一个刚上初一便出现自残行为的男孩还曾来找他做心理咨询,10年前,这个家正位于地震重灾区的男孩刚满2岁,还不记事。

“我本以为,这个年级的孩子对地震没有印象,也就不会受影响。”胡一波说。

事实是,地震过后,做小生意的父母开始忙着重建房屋,重找工作,疲于奔命间,忽略了孩子。于是男孩的记忆里,地震之后,自己好像失去了一切。

但根据胡一波的研究,零岁到三岁是人格形成最重要的时间,婴幼儿成长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但地震发生以后,很多父母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这让孩子很小就有了创伤,在以后的成长中很难平复。”胡一波表示。

他今年已遇到过不少初一的学生来向他倾诉自己的“被遗弃”感。这在往届的初一学生里,少之又少。

“这些学生注定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一生都会受影响。”胡一波说,那些尚未愈合或者更加刺目的伤口,在10年时间里,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人们这场灾难的存在。

“心理重建工作进展缓慢,至少要坚持10年以上。”在胡一波看来。

10年时间里,唐鑫很少回家。那片自己成长的土地,如今早已被堰塞湖淹没。

但雷打不动的习惯是,每到5?12这一天的14时28分,她都会对着家乡的方向默哀。

“那一天是我们北川的清明节。”说话间,她习惯性摩挲着右腿上长长的伤疤,尽管它早已愈合。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林凌、小溪、齐浩、唐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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