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辩论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常见的手段是做这样一个计算：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平等，那么大多数人也只能多分到那么一点。这没有把激励手段的影响考虑进去。因此，对普通的工薪族而言，与其把希望放在国家的再分配上，还不如把希望放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更好。 这场辩论现在进行到哪了？今天，最有趣的收入分配分析来自美国。许多美国人说，国家的梦想就是每代人会过上比前辈更好的生活，但他们担心，自己儿孙的生活不再是一代好过一代。美国中左期刊上充斥着这样一些计算，它们都在证明，如今中等收入者要获得基本的现代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比5年、10年甚至25年前工作更长时间。 共和党惯用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作为回答，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美国超过了大多数其它领先的西方国家。但就平均而言属实的情况，对中位数(即处于中游的人)而言则未必如此。在多如丛林般的经济学家中，我最信任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就是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他估计，美国每小时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几乎根本没有增长，不仅在可恶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是如此，在此前的1966至2001年亦然。*

问题是：谁在从美国每小时产出每年约2%的趋势增长中受益？戈登教授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劳动者在美国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没有长期变化。

那么，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的根源是什么？戈登教授对常规解释持怀疑态度，而且理由充分。常规解释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基于技能的技术改变，对技能最少的工人造成的压力??收入中位数与最低的10%收入之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推断，并非是利润或其它非劳务收入的增长挤压了美国中等阶层公民，而是因为10%的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的上升。过去40年，这些人攫取了几乎一半总收入增量。而其中收入最高的那1%所占的份额出现了大幅增长，他们的收入比最后的50%的人加起来还多。

造成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戈登教授指出的一个原因是“超级明星溢价”，一种让“超级明星”的产出让每个人都能享用的技术。体育、媒体与电影明星的大众化，压低了大多数演员的收入。有人反驳说，美国没那么多名人，戈登教授则回应说，除了引人注目的娱乐业，这些现象在许多行业都普遍存在。

他对企业最高官员“节节上升的薪酬”不那么有把握。他认为，这并不代表对人力资本的更高回报。他指出，从1989到1997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上升了100%，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作人员的薪酬上升了不到5%。他不得不把原因归为“唯我独尊的首席执行官阶层”做出的“投桃报李”互惠薪酬决策。

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地认为，再分配会收效甚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说过，降低足球明星戴维•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的收入不是当务之急。但如果企业界的“贝克汉姆”在全国的收入中占了一大块，问题就不一样了。

这是否意味着另一场“洗劫富人”战役呢？在美国，这确实很有可能。共和党人不能永远把注意力转移到宗教或“道德”问题上。但将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提得太高仍是不明智的。戈登教授提醒我们，收入分配存在极长的周期，到1970年的半个世纪和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没有增长，而后一阶段则差距扩大。

不冒险坚持将针对纳税最多阶层的减税政策成为永久政策，对共和党人是明智的。对于不会抑制经济表现的收入再分配形式，民主党则应认真对待。而英国在1979年之前，最高收入边际税率超过90%时就抑制了经济表现。土地和财产税，以及更多股东维权行动是更保险的做法。

收入再分配会使最优秀的人前往美国的说法，是无法用来搪塞美国改革者的，因为最优秀的人已经在美国了！总有一天，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会解决膨胀的高层工资问题。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劳动生产率增长到哪里去了？》，作者：I•杜-贝克(I. • Dew-Becker)、R•J•戈登(R. J. Gordon)，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译者/张征